克里斯坦森在近期的一系列媒体访谈中指出：美国医疗行业并不缺乏对消费者有价值的新技术，症结在于整个体系对新技术的抵触、排斥和扭曲式嵌入。
为什么在医疗费用支出高达22,000亿美元的美国，竟还有2/3的孩子享受不到价格便宜、对预防龋齿几乎100%有效的密封胶？直至2008年仍有 46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平均每30秒就有一人因为医疗负担而宣布破产？“精神病人”——这是迈克尔.摩尔在2007年的同名记录影片里对美国医疗体系困局给出的判词。
根据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经典理论“破坏性创新”，几乎任何新技术肇始之时，都既昂贵又复杂，只有那些有钱又有大量专有技术的人群可以享用，但当主流产品的功能已经可以满足主流消费者的需求时，竞争的风向开始转向那些能提供更便宜和更便利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为何在医疗产业中，这一时间点迟迟未出现？
克里斯坦森在近期的一系列媒体访谈中指出：美国医疗行业并不缺乏对消费者有价值的新技术，症结在于整个体系对新技术的抵触、排斥和扭曲式嵌入。
在今年3月9日刊发于哈佛商学院商业创新论坛的《如何振兴医疗创新》（How to Revive Health-Care Innovation）一文中，克里斯坦森以冠状动脉支架治疗术（PCI）的遭遇来阐明颠覆性技术是如何遭到在位者的抵制。PCI是一种多数病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轻创手术，随着PCI技术的发展完善，其实越来越多的病人可以从昂贵的搭桥手术转为PCI手术。为了阻止这一趋势，医学行业领先者常常游说立法机构和监管者来抵制PCI。整个过程与当年大型机领导厂商对PC的抗拒如出一辙，正因如此，克氏认为在高科技产品拥有解释力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同样可为医疗产业提供治疗之道——只是处方更为复杂。
在与两位医生合写的新书《创新者开出的处方——以颠覆之道应对医疗困局》中，克氏称医疗产业旧的商业模式是加速医疗费用上涨的“失控的反应堆”。
前文所提到的对预防儿童龋齿非常有效的密封胶，只有约1/3的孩子能够享用到的原因在于，在医生看来补牙洞是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成本。激励体制导致不可能通过改变大医院的运营模式来提供低价补牙服务或者预防医疗，即使有这样的新技术，它也很容易被拉拢放弃廉价的主张，乐得成为旧体系的共谋者。
由于医疗服务天然的信息高度不对称，50%的医疗服务是由医生或医院决定的，而不是根据病患的需要。如今的医生身处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中，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费用来对他们进行奖励，而不是根据这些服务对病患产生的帮助。简言之，病人越多，病得越重，医生越有钱。所以尽管过去这个产业的决策者们也努力来对付成本日益增长的困局，包括大幅度减免商业保险，以减少病人对医疗资源不必要的滥用和配套的医疗储蓄账户的出现，但是大都效果不彰。
解决之道之一是新的收费模式——固定诊疗费医疗系统，比如宾州的Kaiser组织，客户在那里每年支付额定费用，将得到包含所有项目的医疗服务，每个加入Kaiser系统的客户续约的平均年头是17年。这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会想方设法使客户健康，因为他们依靠让客户保持健康而赚钱。
让医疗机构得益于病人的健康是根本性的变革，但克氏强调，孤立的收费模式的改变并不能解决大问题，要想拯救已沉疴缠身的医疗体系，就必须通过破坏性创新建立一种打破旧有模式的新价值网络。
大医院便是旧价值网络的代表之一，它并非天然地抗拒廉价技术，关键在于，即使它应用了廉价技术，对于降低医疗成本其实也收效甚微。克里斯坦森在去年秋天接受《斯隆管理评论》专访时坦言，大医院自身就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因为它的价值主张是“任何人有任何毛病，带他来这里，我们负责看好他”。在一个大型全科医院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开支是最大的成本，而每个病人在医院的诊疗都要经过同样的路径。全科医院的复杂度推动成本飙升，同时融合复杂度时的捉襟见肘也损害了医疗服务的品质。
克氏认为，正如在计算机领域中，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得颠覆成为可能，在医疗领域里，精确诊断技术的发展将成为驱动颠覆发生的决定性力量。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十分有限的词汇（症状）来表达正在发生的疾病：发烧、高血糖、血压问题、肺炎、疼痛、皮疹等等，不同的疾病必须“共享”这些症状。这就意味着经验丰富的职业医生是医疗服务稀缺且关键的资源。但现在通过分子诊断和DNA诊断技术的完善，成像技术可以清晰地探知病人的体内状况，可以部分替代基于经验和知识的诊断工作。
但如果还是将精确诊断技术“内嵌”到原有体系中，就像把微软的操作系统卖给王安电脑一样毫无意义，精确诊断技术的价值在于将其应用到一个破坏性的新商业模式中。随着技术进步，进行精确诊断和疗效预知的设备越来越便宜且便携，一些原本只能在大医院里进行的诊疗程序就可以转移到社区里的小型诊所，甚至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里。这些低成本的就医地点和低成本的医疗提供者可以越来越多地承担复杂的工作，使医疗服务变得更易于获取，就戴尔的直销模式改变PC产业一样，它们将彻底改变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
克氏指出，人们真正需要的，远不只是保险和偿付措施方面的小修小补，而是要转变医疗服务的场所、革新应用新技术的方式、改变培养职业医师的手段以及反思到底由谁来提供何种服务。这些互为关联的方方面面，若只改变其中一项或是在既有的架构内植入一种独立的创新，是无济于事的。诸如高附加值门诊，零售式门诊服务，便利型医疗网络等商业模式必须与保险和偿付环节的颠覆性革新紧密结合起来。
而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产业中推行价值网络转型，不但需要政府的决策者，还要各级医疗组织和医疗供应者包括医院、保险商、大药厂、零售药店还有医疗仪器公司等各个方面互相协作，共同作用，才能有所大成。目前全美类似Kaiser、Intermountain和Geisinger这样的创新医疗模式组织只占5%，剩下95%的传统医疗提供者如果不思革新，将来就会惨遭淘汰。
为什么在医疗费用支出高达22,000亿美元的美国，竟还有2/3的孩子享受不到价格便宜、对预防龋齿几乎100%有效的密封胶？直至2008年仍有 460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平均每30秒就有一人因为医疗负担而宣布破产？“精神病人”——这是迈克尔.摩尔在2007年的同名记录影片里对美国医疗体系困局给出的判词。
根据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经典理论“破坏性创新”，几乎任何新技术肇始之时，都既昂贵又复杂，只有那些有钱又有大量专有技术的人群可以享用，但当主流产品的功能已经可以满足主流消费者的需求时，竞争的风向开始转向那些能提供更便宜和更便利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为何在医疗产业中，这一时间点迟迟未出现？
克里斯坦森在近期的一系列媒体访谈中指出：美国医疗行业并不缺乏对消费者有价值的新技术，症结在于整个体系对新技术的抵触、排斥和扭曲式嵌入。
在今年3月9日刊发于哈佛商学院商业创新论坛的《如何振兴医疗创新》（How to Revive Health-Care Innovation）一文中，克里斯坦森以冠状动脉支架治疗术（PCI）的遭遇来阐明颠覆性技术是如何遭到在位者的抵制。PCI是一种多数病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轻创手术，随着PCI技术的发展完善，其实越来越多的病人可以从昂贵的搭桥手术转为PCI手术。为了阻止这一趋势，医学行业领先者常常游说立法机构和监管者来抵制PCI。整个过程与当年大型机领导厂商对PC的抗拒如出一辙，正因如此，克氏认为在高科技产品拥有解释力的破坏性创新理论同样可为医疗产业提供治疗之道——只是处方更为复杂。
在与两位医生合写的新书《创新者开出的处方——以颠覆之道应对医疗困局》中，克氏称医疗产业旧的商业模式是加速医疗费用上涨的“失控的反应堆”。
前文所提到的对预防儿童龋齿非常有效的密封胶，只有约1/3的孩子能够享用到的原因在于，在医生看来补牙洞是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成本。激励体制导致不可能通过改变大医院的运营模式来提供低价补牙服务或者预防医疗，即使有这样的新技术，它也很容易被拉拢放弃廉价的主张，乐得成为旧体系的共谋者。
由于医疗服务天然的信息高度不对称，50%的医疗服务是由医生或医院决定的，而不是根据病患的需要。如今的医生身处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中，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费用来对他们进行奖励，而不是根据这些服务对病患产生的帮助。简言之，病人越多，病得越重，医生越有钱。所以尽管过去这个产业的决策者们也努力来对付成本日益增长的困局，包括大幅度减免商业保险，以减少病人对医疗资源不必要的滥用和配套的医疗储蓄账户的出现，但是大都效果不彰。
解决之道之一是新的收费模式——固定诊疗费医疗系统，比如宾州的Kaiser组织，客户在那里每年支付额定费用，将得到包含所有项目的医疗服务，每个加入Kaiser系统的客户续约的平均年头是17年。这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会想方设法使客户健康，因为他们依靠让客户保持健康而赚钱。
让医疗机构得益于病人的健康是根本性的变革，但克氏强调，孤立的收费模式的改变并不能解决大问题，要想拯救已沉疴缠身的医疗体系，就必须通过破坏性创新建立一种打破旧有模式的新价值网络。
大医院便是旧价值网络的代表之一，它并非天然地抗拒廉价技术，关键在于，即使它应用了廉价技术，对于降低医疗成本其实也收效甚微。克里斯坦森在去年秋天接受《斯隆管理评论》专访时坦言，大医院自身就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因为它的价值主张是“任何人有任何毛病，带他来这里，我们负责看好他”。在一个大型全科医院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开支是最大的成本，而每个病人在医院的诊疗都要经过同样的路径。全科医院的复杂度推动成本飙升，同时融合复杂度时的捉襟见肘也损害了医疗服务的品质。
克氏认为，正如在计算机领域中，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得颠覆成为可能，在医疗领域里，精确诊断技术的发展将成为驱动颠覆发生的决定性力量。我们的身体有一套十分有限的词汇（症状）来表达正在发生的疾病：发烧、高血糖、血压问题、肺炎、疼痛、皮疹等等，不同的疾病必须“共享”这些症状。这就意味着经验丰富的职业医生是医疗服务稀缺且关键的资源。但现在通过分子诊断和DNA诊断技术的完善，成像技术可以清晰地探知病人的体内状况，可以部分替代基于经验和知识的诊断工作。
但如果还是将精确诊断技术“内嵌”到原有体系中，就像把微软的操作系统卖给王安电脑一样毫无意义，精确诊断技术的价值在于将其应用到一个破坏性的新商业模式中。随着技术进步，进行精确诊断和疗效预知的设备越来越便宜且便携，一些原本只能在大医院里进行的诊疗程序就可以转移到社区里的小型诊所，甚至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里。这些低成本的就医地点和低成本的医疗提供者可以越来越多地承担复杂的工作，使医疗服务变得更易于获取，就戴尔的直销模式改变PC产业一样，它们将彻底改变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
克氏指出，人们真正需要的，远不只是保险和偿付措施方面的小修小补，而是要转变医疗服务的场所、革新应用新技术的方式、改变培养职业医师的手段以及反思到底由谁来提供何种服务。这些互为关联的方方面面，若只改变其中一项或是在既有的架构内植入一种独立的创新，是无济于事的。诸如高附加值门诊，零售式门诊服务，便利型医疗网络等商业模式必须与保险和偿付环节的颠覆性革新紧密结合起来。
而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产业中推行价值网络转型，不但需要政府的决策者，还要各级医疗组织和医疗供应者包括医院、保险商、大药厂、零售药店还有医疗仪器公司等各个方面互相协作，共同作用，才能有所大成。目前全美类似Kaiser、Intermountain和Geisinger这样的创新医疗模式组织只占5%，剩下95%的传统医疗提供者如果不思革新，将来就会惨遭淘汰。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